《越野中国》——黎明京：采访踩进越野圈
我是《汽车之友》的记者，因职业关系，我做了20年赛车采访，但只采访过两次越野赛，1992年的巴黎—莫斯科—北京马拉松越野赛和2004年巴黎—达喀尔汽车拉力赛。记得在2004年初巴黎—达喀尔汽车拉力赛发出前，在法国圣路为多士德尼桑车队举行的大型欢送仪式上，当地的主持人向记者提问：你们知道巴黎—达喀尔汽车拉力赛有多长时间了？
法国人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因为直到2003年，中国车手的身影才初次出现在已有20
多年历史的巴黎—达喀尔拉力赛上。
我1984年参加工作，从第六届巴黎—达喀尔汽车拉力赛开始报道。不过，由于当时资讯的问题，说实话，对这个比赛只了解一鳞半爪。
在我的理解中，像达喀尔这样的拉力赛，不仅要求速度和耐力，同时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危险。
我真正了解越野拉力赛是源于1992年巴黎—莫斯科—北京的那次比赛。这次比赛是由日本三菱公司主办，同时还为中国组建了一支三菱拉力艺车队，赞助商是万宝路。我的采访经费是由万宝路赞助的。
由于采访这样的比赛耗资巨大，当时的报价在11 000法郎左右，还不包括北京到巴黎的机票。采访线路有三种选择：
第一，乘坐固定翼飞机；
第二，乘坐直升机；
第三，乘坐汽车。
第二条最贵，第三条最便宜。我们选择后者。
我感觉越野赛与其他赛事最大的不同的就是赛前的车检：赛车、车手、随队记者、工作车，参赛的所有车辆和人员都相聚在当地最大的会展中心，那简直就是一次越野专业车展。光是看这个“车展”对越野爱好者来说就已经大饱眼福了。
后来，组委会为了更加丰富越野赛的魅力，就在总部不远的地方安排一次表演力十足的开幕赛，后来，这样的开幕赛改为两车同时出发，这招儿也是从拉力世锦赛学来的。
采访这次巴黎—莫斯科—北京越野赛的只有两位中国记者，我和新华社的张千里。大赛前虽然有很多活动，但活动地点都非常远，我们两人又没有车，只是在出发前才与乘坐采访车的全体外国记者见面。乘坐汽车采访的记者共12人，分乘两部奔驰小巴。记者分别来自法国、英国、西班牙、美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。所有记者都很欢迎我们的加盟，因为到了中国境内，我们将成为最好的导游。但我心中说，实际上我与你们一样，也是第一次到新疆、甘肃、山西等这些中方线路。
乘坐汽车采访虽然辛苦，但乐趣很多。首先，那些西方记者确实是有备而来，带着很多沿途的旅游指南。每到一地，先是到当地的一个景点观光，然后再返回比赛线路。采访这样的比赛当然住酒店的机会不是很多。从莫斯科出来以后，我们就入住大会提供的宿营地，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军用机场。刚开始，睡觉是一个大问题，因为运送物资和第一班记者的飞机每天7点起飞，飞机要在凌晨5点发电，巨大的引擎声吵得无法入睡。不过三天之后，就是在帐篷旁边点一个炸弹，也照睡不误。后来我还注意到，有些人为了省事，帐篷也不搭，就睡在飞机下面，当然是在睡袋里。
出莫斯科没几天，卢宁军的赛车分动器就坏了。他的时速只有七八十公里。他因超时退出了比赛，由于还能继续前进，因此每天就与我们记者车同行，一起朝北京赶。我们一路上又多了一个聊天的伙伴。
这种长途越野赛是没有午餐的。早餐在宿营地用过，然后领一个餐包。听上去很美，但里面只有酸奶、糖果、饼干、葡萄干、干果，等等。除了少量能顶时候的食物外，糖果全都给了沿途的当地儿童。
就在距中国边境还有三天路程的时候，羡桐春的赛车失踪了！我知道越野赛上一定会发生这样的意外，但没有想到会落到首次参赛的中国人身上。我为小羡和领航小孙感到担忧。
应该说，大会对失踪车手还是有足够的准备的。首先赛车上安装了带有卫星定位的报警装置。可是，小孙就是没有弄明白怎样使用。眼看我们就要进入中国边境了，这部中国赛车还是没有与大会联系上，不过小道消息倒是很多。有人说被匪徒劫持了，有人说被押到莫斯科了。进入中国以后，终于得到了准确的消息，他们已经回到北京了！
当然，小羡和小孙也有了一次独特的经历，我后来还专门写了一个长篇采访。
平心而论，我对越野赛还是没有什么具体感觉。只是分清了四个级别的赛车，知道卡车居然还有8×8的。更知道我们的采访环境恶劣，在莫斯科之前推过熄火的记者车；在中亚的沙漠中陷车；因无法过河，求助过当地的推土机；在乌兹别克斯坦抹黑进城，因为汽车突然全车无电；乘过一段俄罗斯的小飞机，因为记者车需要修复；在新疆看到一起严重事故，一位组委会中方人员遇难；在兰州机场睡在水里，半夜下大雨，到山西的时候终于发高烧病倒，一路迷迷糊糊到了北京的八达岭……
由于当时通讯条件有限，我每天都是用传真发稿。想想也真是难为了后方编辑。还好，这次采访经历为我在2004年采访达喀尔拉力赛提供了宝贵经验。在郑州日产公司的大力支持下，帕拉丁车队得以组建。我作为惟一的中国记者参加了这次采访。这次采访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，我们需要自己驾驶记者车。可是，这也带来了更大的麻烦。法国人确实是长途越野赛的高手，他们的组织工作松散，但有序，效率低，但不耽误事。
自己驾驶记者车，让我们开始有些兴奋，但听了车队指令之后，我们凉了半截儿。原来，记者车上的人，都没有采访达喀尔拉力赛的经验。这届比赛正好又是历届比赛中最难的一次之一，加上通过的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边境有叛匪活动、沿途有地雷阵，搞得我们非常紧张。最难接受的是，我们的702号记者车必须随时跟在领队车的后面，以免我们迷路。这样的“采访”实在不方便。第一，领队车在欧洲路线上根本不得进入比赛线路，我们只有每天赶路。第二，好不容易与车手卢宁军回合，但车队好像总是在赶时间，不久又要朝下一个营地赶
。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，记者车安装了GPS和拉力表，但又有新问题出现。技师在接拉力表的线路时连到前桥上，但我们的车非常耗油，平时走公路根本没有必要使用四驱，这样的话，拉力表根本不动，形同虚设。我们只有一个选择，继续老实地跟在领队车后。
我们的记者车有一个司机，名叫何勇，来自云南。可是这位生在高原的人一到平原就醉氧，在高速路上打瞌睡，险些让我们在法国就追尾。后来，在欧洲的大部分路程上都是我驾驶。原来以为到了非洲他会精神一些，谁知他一到中午就犯困，而这时正好是赶路时间。卢宁军由于赛车的改装很不到位，给他完成比赛“设置”了不少障碍，因此，他只能靠减慢车速来完成每个赛段的比赛，这样，他每天回到营地的时间越来越晚。就在我出事前那天的晚上，他夜里2点回到营地，我们也为等他守到那个时候。睡眠的不足，让何勇越来越频繁地提出换人驾驶，但我也是同样疲劳，而且我驾驶SUV的经验也不是很多，况且，还是一款自动挡车。在紧急情况下，我不知道该采用什么减速措施，只有靠调整方向。但是，摩洛哥的等级公路路面很窄，没有多大余地，我们冲出公路后就翻车了。车上三人，只有我伤势最严重：四指骨折。大会救护直升机很快抵达出事地点，但也无法将我送到大会医疗站。他们安排了一部救护车，将我送到前方100公里的摩洛哥医院。在医院里我接受了止血抢救。没有了采访车，以我的经验，采访已经结束。虽然车队方面通知还可以跟随飞机采访，但我不会相信。果然，在飞机降落到埃塞俄比亚之后，我们被通知没有机位了。与此同时，大会主治医生建议我立即返回法国或中国进行治疗，因为我的伤势在当地的恶劣条件下，随时都有感染的危险，而大会医疗队并没有这样的治疗设备。第二天，我被大会医疗队送上了去首都埃斯特里亚的救护机，同机有12位伤兵，当晚赶上了去巴黎的班机。这也是一次独特的采访经历：我一生中没有骨折过，没有被抢救过，没有动过手术，没有打过点滴，没有住过医院，这次全都写入我的人生档案。后来回国后，同行对我说，达喀尔拉力赛没有多大新闻，但你翻车、住医院却成为最大新闻。我只能抱以苦笑。不过，这次采访达喀尔拉力赛让我对越野赛车有了深刻了解。与首次采访巴黎—莫斯科—北京拉力赛不同，赛车的改装技术突飞猛进，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改装方式和改装车型，都出现在这次比赛中。大会对改装车的安全方面要求很严，但对技术层面非常宽容，不必要按照国际汽联的要求。特别是在今年的改装中，将T2组与T3组合并，更给赛车的改装留下了很大的空间。在这次比赛中，我对卡车组的比赛有了更新的了解，因为在帕拉丁车队中，有一部奔驰卡车在参与维修的同时，也参加了比赛。不过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俄罗斯车手驾驶的卡玛兹，法国人说，他们的油箱里装的不是燃油，而是伏特加。这些巨大的四驱卡车在城市里能开到100公里，简直就是一头怪物。他们在赛道里更是疯狂，每当他们通过我的帕拉丁记者车时，要不是拼命握住方向，就不知道我的车会跑向哪里。
光看赛车的改装就已经令人心动。北京车手罗丁是第二次参赛，但赛车已经是今非昔比，驾驶全新改装的三菱长轴柴油涡轮增压赛车，据说马力有280匹，里面尽是高科技。而卢宁军的帕拉丁就太寒碜了。一位香港的越野专家看到后断言：“老卢，到摩洛哥第三天给我打电话吧！”那意思是车已经歇菜了。好在我们赛前已经说服了他。我对他说：“用这车参赛，你就当是你抱着车比赛，不是它拉着你。不过，只要能跑完比赛，你比登天的杨利伟差不到哪儿去。”说真话，老卢这次参赛还真是老天保佑。老卢在参加法国第二赛段比赛中，因道路情况恶劣，大会取消了比赛。老卢得到非常宝贵的检修机会，结果发现后轮螺丝已经全部松动。如果是参加了第二赛段的比赛，完全有可能就折在里面。
每天的采访还是露宿机场，洗澡还是男女共浴（但有浴帘相隔，可是更衣时没有），中餐还是餐包，但晚餐还是非常丰富的，而且还可以看当地人的表演，还能看到当天比赛的一些电视快报。不过，最惊讶的是通讯手段，可以上宽带，可惜时间太短，就截止到晚上10点。我的这次报道引起国内很大轰动，当然，翻车事件让我更加名声在外。最后说一句，郑州日产已经答应我明年继续随队采访，我想好梦一定会成真。到时一定会给读者们一个完整的巴黎—达喀尔汽车拉力赛报道。
